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事业的奠基人下篇郭翔先生(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武伯欣在发言中提出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发言。但赤光在散会后却认为武伯欣的发言有五大严重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学会组
武伯欣在发言中提出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发言。但赤光在散会后却认为武伯欣的发言有五大严重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学会组织批判。中午要吃饭的时候,张少侠对我说,下午大会的发言他不主持了。因为赤光找到他说,武伯欣上午大会发言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五大严重问题,建议组织批判。他无法按照原来的议程主持大会,所以坚决不主持下午的大会,气氛很紧张。
中午吃饭的时候,赤光在饭桌上又激动地攻击武伯欣发言是“资本主义自由化”,有五大严重问题。我就问赤光,都有哪些严重问题?赤光说:第一个问题,武伯欣发言中讲经济发展,犯罪会增加。这个问题邹瑜部长在开幕式上讲话中已经说了,不能认为经济发展与犯罪增加有关系。武伯欣这样讲,是严重错误。我当时解释说,武伯欣的发言,不是那么简单地说经济发展导致犯罪的增加,他还介绍了联合国召开的几次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关于经济发展与犯罪增加的问题,介绍了联合国专家的观点,即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发展、经济起飞会导致犯罪的增加,只有规划不良,教育、管理和社会发展没跟上,犯罪才会增加。武伯欣上午的发言基本也是这个意思,不能认为是个严重错误。
赤光说,第二个问题,武伯欣发言中说,三年困难时期犯罪增加,饥饿引起了犯罪,这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当即反驳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是挨饿了,犯罪也增加了,这是基本事实,公安部门也有统计,怎么能说是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呢?我还提到,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难道饥饿是社会主义?说饥饿增加犯罪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这样一讲,就把他噎住了。后面的问题他不讲了。
我说这样吧,学会领导都在这里,既然赤光认为武伯欣的发言有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下午的大会本来由张少侠同志主持,他坚决不干。那么下午大会的议程改变一下,由我来主持,我建议赤光同志第一个上台发言,批驳武伯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也允许武伯欣反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东西?中央说了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的会议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不过,我认为武伯欣的发言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学术上应当公开讨论、争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允许发表新的学术见解。我真想把问题挑开,但赤光不表态,没有同意我的建议。气氛缓和以后,我说,我认为武伯欣的发言是学术问题,不要动不动把学术问题弄成政治问题,事后又回过头来向人家道歉。我说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学会其他领导也没有支持对武伯欣的发言进行批判。
张黎群先生饭后临走时故意旁敲侧击地甩了一句话:“李溪溥同志(中共中央委员、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跟我说,听了上午的发言很受启发。”张黎群先生撂下这句话就走了,应该是用心良苦,但含义很明确。不过,常务副会长魏久明当时指责我,不该同赤光辩论。我说,他能讲,为什么我有不同意见不能讲?实际上,老魏认同赤光的观点,后来学会开会时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平顶山会议是在1987年4月下旬召开的。1987年初,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某些一贯搞“左”的人想趁机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魏久明、赤光可能闻到某种政治气息,想在平顶山会议上借批判武伯欣的发言掀起一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风波,但由于受到抵制未能如愿。但赤光后来每有机会就扛起“反自由”大棒,干扰学会学术活动。
在张黎群先生离世后,戴宜生写了一篇题为《哲人其萎 痛念先师——怀念张黎群老会长》的文章。据他回忆,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平顶山会议上,有的学者经过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提出,随着改革开放许多社会矛盾将进一步增多、激化,因而犯罪继续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说这一分析的提出,在当时是很可贵的(以后的10多年的犯罪数据也完全支持了这种观点),但会上有的人却声言,这个发言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告到中宣部去云云。当时是张老挺身而出,在大会总结发言中说,“这个会是我组织领导并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学术讨论本来就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若有严重违犯原则的地方,‘当诛者诛,当杀者杀’,该杀的该诛的就是我!不是会上的任何人”。戴宜生感慨地说:“张老在平顶山的这番发言,给我以重大鼓舞。”会后戴宜生曾对我说,武伯欣的发言是他向学会推荐的,发言内容似乎是公安部一个科研项目的部分成果。当他得知赤光发难后,颇有些紧张。张黎群先生一表态,他就放心了。所以一直将此事铭刻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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